哲学家眼中的人类历史

安希孟

历史哲学是对理智事业中一个独特领域（历史）的哲学研究。历史具有哲学趣味。由于历史具有“历史”和“历史学”两种含义，故而有思辨的与分析的两类历史哲学。本世纪，思辨的或实质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式微。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蔚为大观。然而对历史哲学的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永久对立；它们只是相对的划分，二者仍然相互影响。分析的历史哲学不能摆脱历史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的影响。关于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仍然是有意义的，不会从历史哲学中消失。与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二元划分不同，历史还可以被划分为“逐渐进步论”（Perfectibilism）的历史哲学（以孔多塞和杜尔阁为代表，主张历史是缓进和演变的）和“千禧年派革命论”（Millenarianism）的历史哲学（以马克思、黑格尔为代表，相信历史进步，主张历史通过剧烈变革实现演进）。不论是渐变，还是突变，二者都服从于进步的观念。二者都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几位大师生活的年代，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尚未破土而出。

把历史与哲学结合起来，这就是“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在西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伏尔泰第一次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出现。他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表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世界历史”的观念发端于西方）。“历史哲学”一词表明对理性与进步的信念（不论是主张渐进的可臻完善论，还是认定突变社会革命论的千禧年主义）。并非任何关于历史的理解都可以被称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乃是对历史的整体哲学思考。

“历史”一词具有两种含义：它可以指构成人类往昔的事件和行为，也可以指对往昔的记述和研究方法。第一种含义的“历史”指的是发生在过去的事，第二种含义的“历史”指的是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和叙述。对历史及其性质的哲学反思因而就不止有一种意义。当代学者们认为历史哲学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古典的或传统的历史哲学，它是一级研究，其题材是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其目的是对这一过程的路线和方向作出的总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作为二级研究的历史哲学，这里，注意力不是放在事件本身的实际顺序上，而是放在从业的历史学家探索和认识其资料的程序与范畴上。前者被称为实质的或思辨的历史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后者被称为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它是19-20世纪才崭露头角的。然而，思辨历史哲学并没有丧失生命力。可以说，寻求历史的意义，是人类理智的根深蒂固的追求和冲动。

历史哲学在中国古代之缺如，实由于国人缺乏形而上学的玄想的训练。其结果，连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古代中国亦不发达。中国有茂密的历史纂修学和史录，但缺乏对历史的全方位哲学思维。我以为历史哲学的引入，正可以“补益王化”。总的说来，乐观主义者乃历史哲学的题中之义。它相信历史中存在着秩序和设计。故，凡历史哲学发达的地方，未来意识和对光明前程的期许也高涨。认为社会在进步的历史哲学，常迫促人们去推动历史。这是近代西方急剧变革的原因。

一 历史与哲学

希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以政治事件为轴心的历史；犹太-基督教关心的是以“创世—道成肉身—末日审判”为轴心的超历史的历史神学——历史哲学的前身（近代历史哲学不过是世俗化了的神学原理）。希腊的循环论和基督教的末世论已包含了对历史的各种可能的认识。现代各种历史观，总也逃不出这两类原则。

希腊历史学家探讨罗马强权如何形成，现代历史学家则注重未来。古代历史学家探讨事情如何发生，现代历史学家探讨事情将会如何。二者之间的差异，乃由于居间的犹太的先知预言和基督教的末世论造成。作为“叙事”的历史，便指向了“未来”。

因而，哲学上的“历史”概念乃出于犹太教的先知。哲学所说的“历史”包括了未来。这是希腊人不可能达到的。希腊人认为，“历史”等于知识。知识当然是指已经发生的事。犹太教先知则不同，他们的预言成全了历史。历史指涉未来。未来是历史思考的内容。未来是历史的聚焦点。以赛亚、奥古斯丁、约阿欣、黑格尔、谢林、马克思认为，历史意识是由末世论的未来决定的。它提供了进步和秩序的意义，克服了古代宿命论。通过“目标”，“末世”还划分了历史过程。

基督教对“受难”的认识，可以使我们了解历史的“意义”。古代异教和基督教都不相信历史的不断进步论（即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自动消除罪恶与苦难）。希腊人和犹太-基督教都缺乏人类进步的观念，前者以循环解释历史，后者以堕落解释历史。但从根本上说，基督教仍是近代进步观念的来源——向天国迈进。

希腊人并没有探讨历史的终极意义，而基督教却这样做了。希腊有发达的自然哲学，但没有相应的历史哲学。他们以自然为模式解释历史。万物都向同一种事物复归。终点就是起点。“革命”就是循环。希腊人关心的是宇宙“逻各斯”，而不是历史的主宰。希腊人认为历史学是“悖论”。

基督教提倡末世论的未来——一种终极目标、一种未来感。对这样的期待与希望，希腊人并不理解。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着“鸿沟”。

在西方，“实质的历史哲学”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产物。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惊讶地看到，异教的罗马原来很繁荣，而皈依基督教之后反衰落。神圣的赏罚，应当适用于民族，而不是个人。历史事件的展开，彰显了一种计划：这计划可以从理智上、道德上、以及（对奥古斯丁而言）从神学上得到理解。作为信仰者，奥古斯丁相信存在着这样一个计划。近代的维科和赫尔德也寻求历史的可理解性。他们相信存在着历史的长远方向与目的，它同个人的目的相反并利用个人的目的。黑格尔是这种态度的著名榜样，他认为可以在历史中发现人类自由的逐渐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奴隶制、暴君制及苦难是必不可少的。但思辨的历史哲学受到实证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拒斥，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它也受到21世纪新实证主义者及分析哲学传统的拒斥。

不论在其最早的从业者那里如何，历史哲学通常被认为是理智探究中一个特殊领域。历史哲学同科学哲学、认识论（知识理论）和伦理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中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重合与关联性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哲学是一门学科。哲学是由一种特殊形式的好奇心推动的，这种活动可以围绕形形色色的主题展开：道德、艺术、宗教、科学、历史等等。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们依然是同一种活动。各门哲学分支之间的划分是同一题材内部的划分。分支的出现，并不是哲学本身所固有的。科学、道德、宗教，尽管千差万别，但这些领域的哲学家们却从事极为相近的劳动。[ R.F.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第5页，1978年伦敦。 ]

因此，不言而喻，历史哲学不能离开其他哲学分支孤立地发展。不论是历史哲学，还是科学哲学，都要讨论包含在规律性中的客观性和解释。在任何一门学科中讨论这类题目，如果不了解它们在其他学科中的地位，都是荒谬的。哲学显然应当带有可比性，否则就可能把各门学科共有的性质当作某一学科的特殊性质。

历史是一种独特的理智活动。表面上，它可以与科学——更确切地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立，因而不能说它们是一回事。物理学，特别是经典物理学，常常被认为是自然科学的典范，有时甚至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典范。在寻找真理与解释方面，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似，但又有区别。历史学寻找的真理是个别的，而不是自然科学的普遍的真理，这导致验证与意义的困难。历史学是按照目的来解释历史，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按照规律来解释自然。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差别更是显而易见。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同，而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关注的是人的行为、意向、目的；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同，而与历史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按照规律寻找普遍的真理与解释。[ R.F.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第5页，1978年伦敦。]

从思辨观点来看，历史具有哲学趣味，因为它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我们有理由宣布历史是科学，但它也被认为是艺术。克里奥（Clio）是缪斯女神之一。历史学家讲故事，这与小说、戏剧一样，然而被认为有价值。它洞察人的性格与行为。除了这些共同点之外，历史与艺术还有很大差异。历史故事的目的在于追求真实性。历史不同于富于想象力的文学。历史不提供真理的相似物品或生活的真理，而是提供真实性。它不陈说应当或可能发生的事，而陈说已经发生的事实。

当然，历史哲学带有哲学性质，比对历史本身的兴趣更为广泛。一个人不探讨哲学问题，仍可能对历史感兴趣。历史哲学在专业历史学家关照的范围之外。但反过来却不同：一个人不可能对历史哲学感兴趣而对历史漠然置之。历史并不在历史哲学家关照的范围之外。哲学家如果不考察历史，则算不上哲学家。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历史，就是把历史同其他研究领域联系起来。

历史哲学是二级研究（second-order）或元（meta-）研究。历史学是对过去的行为、事件、情景的一级研究（first-order），历史哲学则是对这些题目的研究的研究，正如物理学研究的是原子与亚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物理哲学研究的是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一样。物理学家试图确定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理性，对此作出理论解释，哲学家则探究，在物理学中，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或解释。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也是这样。道德学家或道德主体作出道德判断，宗教信徒断言上帝存在，可能还向上帝祈祷。哲学家则不然，他们的兴趣在于如何支持或反驳道德判断、宗教主张与仪式以及它们同其他种类的判断、主张或实践有什么关系。哲学家并不参与他所研究的活动或学科。[ R.F.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第5页，1978年伦敦。]

人们常常责备哲学家不从事基础的艰苦工作而随意干涉别人的研究，似乎不在实验室而在扶手椅上就可以得到科学真理，又似乎离开生活就可以有道德，离开祈祷与禁食就可以得到拯救似的。哲学研究的二级性恰好否定了这一责难。历史学家们讽剌地说，他们仅仅满足于发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变，而更高尚的哲学任务，即，证明应当发生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埃尔顿（G.R.Elton）抱怨说，哲学对历史无用。他主张：历史研究与著作本身就是合理的。他还怀疑，哲学关心历史知识的真理性或历史思想的本性“阻碍了历史学的实践”[ C.R.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1696,p.vii.]。他又说：“严肃的哲学问题涉及历史的解释是否有可能，……这与我们无关”[ C.R.Elton,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London, 1696,p.100.]。他认为，哲学对历史研究如果不是有害的，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

历史学家可以完全避免哲学好奇心的诱惑。问题是，历史哲学家却根本不想从事历史研究。他们不管自己的活动是推动还是阻碍人们的历史研究。然而，历史学家有时走入哲学丛林，迷失方向，只有哲学家才能使他们走出丛林。但即使不是这样，历史哲学还是可以存在的。哲学如今已不是任何人的奴婢。哲学家对历史感兴趣，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工作对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工具价值，这完全是偶然的。

因此，主张哲学自治，并不反对历史的自治。埃尔顿维护的主要是历史的自治。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哲学一样。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正如历史的哲学不是历史一样。历史与哲学，就其都是自治的，都有其广阔的领域而言，它们是平等的。它们都是独特的好奇心的产物。在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不像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被认为是理智上的帝国主义，因为历史学家通常都把自己限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内。作为群体的历史学家，他们关心事物的各个方面，但作为个体的历史学家，他们只注重时间中的一小部分。而哲学家、社会学家则常常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

二 思辨与分析

然而，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并不都是对历史学家的工作的二级研究，比如在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的著作中，历史哲学指的是对历史的研究，对历史过程本身的研究。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哲学通常要达到关于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综合观点。他们认为，自己是以普通历史学家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综合或概括，他们同普通历史学家的关系，犹如在进化论问题上生物学家同自然历史学家的关系一样。

正是这样一种研究使历史哲学家名声狼藉，因为他们不像职业历史学家那样从事具体的历史研究。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同于前述二级研究。二级研究满足于考察历史学家达到其结论的方法和途径，而这种历史哲学则把历史学家的结论当作基础，建造新的理智大厦。这种二级研究叫做分析的历史哲学，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的研究则是实质的历史哲学（substan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阿特金森（Atkinson）、丹特(A.G.Dato)等历史哲学家都赞同这种划分，沃尔什(W.H.Walsh)使用“批判的”（带有康德色彩）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划分。在英语世界，历史哲学指的是“分析的”的历史哲学，而在别的地方，历史哲学通常指的是“实质的”历史哲学。

阿特金森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合法的、难免的，与哲学其他分支一致。这样做，也不会招致历史学家反感。而实质的历史哲学则不会这样万全，它既受到分析哲学家的攻击，也受到从业的历史学家的诘难。它的全面性的概括缺乏证据，更超越了确凿的历史事实，又远不是可以先验地确定的那类主张。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实质的历史哲学普遍受到怀疑。[ R.F.Atkinson, Knowledge ang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9.1978年伦敦。]

巴勒克拉夫指出，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现在已不受历史学家的欢迎，只有神学家还欢迎它。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提炼人类全部发展过程的本质意义方面，迄今尚无出其右者。它之所以在西方享有盛誉，是因为它反映了西方社会中一部分人在重大历史时期的焦虑和不安。然而产生这部著作的形势已不复存在，所以它的影响也就不存在。[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0～2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古典的历史哲学首先把历史本身作为社会发展过程来考察。它假定历史有目的、动机和意义。它以轻蔑的态度对待历史意识的经验形式（即历史学）。那时，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认识理论完全服从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

19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社会发展的结构和过程的分析的本体论问题被认为应当由社会学来承担。实证主义者力求使这样的社会学脱离哲学。19世纪末，历史哲学便主要转变为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和批判。那些对本体论历史哲学驾轻就熟的人则感觉到全部历史哲学终结了。

按照这种观点，历史哲学同所有哲学一样，首先是一种批判。它以经验知识达到的水平为依据，并试图超出这种知识的范围，揭示它的局限性和矛盾性。狄尔泰认为，对历史理性的批判并不限于历史，它同时也是对一般理性的历史批判。克罗齐认为，历史理论只是精神哲学的胎生物。对“作为思想的历史”要同对“作为行动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然而，科学及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否定了这种综合。历史主义成为分析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分析社会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化”使哲学从思辨体系转而为具体知识服务。

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们认为历史学是经验研究的具体领域。哲学既不是研究历史过程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不是历史认识理论，而是对现实存在的历史学作具体的逻辑方法论研究。他们认为，哲学不应当规定历史方法的规则，而应当描述历史学家实际研究的程序。

由是之故，分析的历史哲学独树一帜，开始与实质的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分庭抗礼。

与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二元划分不同，历史还可以被划分为“逐渐进步论”（Perfectibilism）的历史哲学（以孔多塞和杜尔阁为代表，主张历史是缓进和演变的）和“千禧年派革命论”（Millenarianism）的历史哲学（以马克思、黑格尔为代表，相信历史进步，主张历史通过剧烈变革实现演进）。不论是渐变，还是突变，二者都服从于进步的观念。二者都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这几位大师生活的年代，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尚未破土而出。

批判的历史哲学具有自然科学的悖论的特点。实证主义者、新实证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为了维护科学的统一性，坚信，认识历史的往昔，无非就是从因果上解释事件。而一切因果解释，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即，与科学是一回事。解释人类事件，就是从规律（生物学、社会学、物理学）出发推导这些事件。与这一派归纳主义相反，新康德派和狄尔泰认为，历史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遵从它自身不可归纳的规则。它同具体事件和发展有关，有着自己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普遍规律的一些例证，其目的在于理解人类行为，而不是解释人类行为。20世纪在英语世界又恢复了这一争论。哲学家亨普尔（Hempel）和怀特（Molton White ,1917—）阐明了历史的因果解释，而科林伍德（Collingwood）和德雷（William Dray,1921—）却把对历史人物的“理解”说成是把握行动背后的思想或发现其理由（reason），而不是找出其原因（cause）。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归纳主义与反归纳主义之间的争论，决定着对下述问题的争论：一、历史可以像科学声称的那样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吗？二、历史学家难以认识他们感兴趣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已成畴昔）， 这件事有何意义？三、难道历史学家不是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局限（而科学家则不受此局限）吗？有些实证主义者因而倾向于把历史从科学中驱逐出去，把历史驱逐到“文学”中去，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学远不符合客观性的标准和真正的解释的需要。反倒是反实证主义者们捍卫历史知识的认识论资格。

思辨的历史哲学认为可以在全部历史中发现意义。从长远观点看，历史的目的与方向同个人的目的常常不一致，然而却利用个人的目的。黑格尔认为，可以在历史中看到人类自由的逐渐实现——尽管历史上充满了奴役、暴政和苦难。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把这些思辨当作不负责任的形而上学。20世纪的新实证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也这样认为。然而，又恰恰是实证主义者孔德相信人类历史的进步，并认为这在近代科学中达到顶点。

三、历史与史学

在历史哲学中，分析的与实质的历史哲学的划分又由于“历史”一词的歧义而得到强化。历史可以指过去所发生的事变和所做过的事变（历史1），也可以指对过去所发生的事变的研究（历史2）。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题材，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是对前者的研究。[ R.F. 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p.9.1978年伦敦。]在“这件事发生在历史上”，“历史开始于亚当的被造”，“历史由阶级冲突组成”一类短语中，历史指的是历史1。在“第二次大战的历史”，“历史在中学课程中的地位”这类短语中，历史一词指的是历史2。而在“历史研究”这一术语中，“历史”一词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历史2意义上的历史，这里的研究指的是阅读历史书籍。但从业的历史学家们则认为它是另一种意思：他研究历史1，旨在制定一种解释，即历史2，亦即关于历史的历史学。[ R.F. Atkinson,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p.10.1978年伦敦。]

“历史”一词的两可性很少产生混乱。一旦作出这样的区分，人们就有可能说，实质的历史哲学同历史1有关，同往昔的事件与行为中的规律性与趋势有关，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同历史2有关。

但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实质的历史哲学这种划分也受到批评。有的人认为这种区别根本不存在，有的人宣称二者可以相互作用。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持第一种看法。他否认过去真实发生的事与我们对它的解释之间有本质区别。他认为，所谓真正发生过的事，不过是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事。[ M.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 Cambridge , 1933 , pp. 94～100.]他从唯心主义出发，断然否认观念与客体、思想与事物、现象与本体（noumenon）[ Noumenon ：本体，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他之所以对历史作出历史1和历史2的划分，只是认为这种划分是思想内部或现象内部的划分，而不是思想与事物之间的划分。唯心主义一般并不抹杀对日常思想作出划分；它的目的是使这种划分恰到好处。

奥克肖特认为经验是一个整体，只是由于分析，它才被分为经验着的事物和被经验的事物。而且在他看来，经验并非直接的意识，并非单纯的感觉之流；它也是对实在的思想、判断和陈述。不存在没有感觉的思想，也不存在没有判断的直觉和没有意识的意志。思想就是经验本身，而且思想作为经验就是哲学。经验在其自身中就包含着传递和思想。实在不能被分为认知的（不能被认知）和被认知的（不能进行认知）。精神可以认识它自己。

由此他抨击实证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由孤立事件构成的。历史不是罗列，而是一个世界，它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关联的。这样，作为已经发生的历史和作为被思考的历史，作为历史本身和作为被经验到的历史，二者的截然划分便不复存在。不可能把“我们遇到的事”同“我们对它的经验”划分开来。

奥克肖特的悖论是：历史的过去根本就不是过去。它是现在。试比较：“历史就是当代史”（克罗齐）和“历史就是思想史”（科林伍德，即，历史就是被我们思考和解释的历史）。对历史的经验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观念。所谓“确实发生过的事”仅仅是“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事”。[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72～1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过去发生过的事就是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事，我们根据证据相信的就是真实性。阿特金森认为，从字面上看，这一主张显然是错误的。真理，即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显然根本不是某些特殊的证据引导我们相信的事。我们同样可能陷入从所收集到的证据出发作出无懈可击的推论的错误。即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相信我们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迫使我们相信的东西，即使我们永远不能揭示“真理”同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之间的差别，情况依然如此。我们拥有的证据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真理，尽管我们迈向真理的道路要通过证据。[ R . F .Atkinson .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p.11 1978年伦敦。]

法国哲学家阿隆（Raymond Aron）也怀疑对“实际所是”的过去与“认为所是”的过去的划分。阿隆提出：所谓过去的实际情况（as it really was）这一概念充满着并非由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所包含的解释。这是一个悖论，在这一悖论中包含着合理性。一旦我们试图超出对单纯的事件的记载，我们就必然要根据先见（preconceptions）来挑选和解释。

阿隆认为，只是由于人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正地有一个过去。历史是由能思虑的、痛苦的、有活力的人发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历史科学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再现。历史知识考察的事件同价值或“参照系统”有关。在所有的历史记述中，原本就存在某种历史哲学，只不过是隐蔽的。历史哲学则清晰地分解出这些成分，使之系统化。哲学家着眼于整体，历史学家着眼于细部。阿隆得出结论：历史科学只有深信哲学，才能有所成就。[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102～10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在“过去发生过的事”，即历史1，与“对它的研究或记载”，即历史2之间作出简单划分，这导致乐观主义的幻想：认为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历史的真相；但这也导致悲观主义的失望：认为根本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相。对这一划分的反对意见是：历史是从历史学家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以与之符合或不符合的客观真实性。

阿特金森认为，承认历史1与历史2的划分，承认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实质的历史哲学的划分，并不必然地使人否认二者的相互作用。[ R . F . Atkinson ,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 p . 11. 1978年伦敦。]有时，仅仅把兴趣放在历史1的领域，会使人想到，适合于整个题材的某一部分的方法，也是整个历史2的特点。这就造成了片面性错误。历史方法的概念，不论是以中世纪研究为基础（这个时期证据资料比较缺乏，因而思辨历史哲学盛行一时），还是以20世纪历史研究为基础（这个时期证据材料极为丰富，因而流行分析的历史哲学），同样都可能是恰当的。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分析的与实质的两方面彼此的影响，完全是自然的和正当的。[ R . F . Atkinson , Knowledg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 p . 11. 1978年伦敦。]

对历史2的纯粹的分析研究，不能完全避免那激发对历史1进行思辨研究的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信念的杂染。卢卡斯（P.G.Lucas）主张，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划分，由于分析哲学事实上是思辨的或形而上学的（只是带有分析性的色彩而已）而瓦解了。[ P . G . Lucas , “Explanation in History”,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 . 1956 , xxx .]分析哲学家们试图避开关于实在、上帝、自由、不朽问题，力图专心致志地分析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道德学家、文学 批评家等人的论点或主张，但是他们不可能从完全空白的思想出发。他们对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必定怀有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所有这一切，常常形成或影响（虽然不是完全决定）分析过程。分析的目的并不能保证分析的过程是单纯的、纯粹的。

试以解释为例。难道历史中的解释由于是根据规律解释历史，因而从根本上说与自然科学中的解释完全一样吗？或者，历史的解释是以目标和目的为根据的吗？这里，人们的意见常常是由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一般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立场决定的，反过来也影响到他们的形而上学立场。任何人，只要他既认为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是真的（如“任何发生过的事都属于严格的普遍规律”），也承认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不相容，那他就不承认历史中的理性的（目的性的）解释，他就会坚持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归结为规律的解释。

这就是说，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实质的历史哲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学难以完全割断同哲学的联系。完全弃绝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历史与哲学必然相互影响，历史1与历史2相互影响，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互影响。

相信有可能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发现某种普遍图式或设计，看到某种无所不包的目的或模式，这一信念非常古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得到的表现。如果放弃对总体模式的信赖，就会导致这样的观念：历史过程是由事件的任意连接组成的，只是散乱事件和情节的拼凑与杂烩。但这样的观点是不严肃的。它违反人类对体系与秩序的基本要求，而这种体系和秩序是所有理论探究，所有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思考的基础。如果拒不承认历史最终能够被理解，那就意味着对人类生命和生存的价值的怀疑主义，这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

历史哲学如同形而上学的其余部分一样，一直对人类产生着强大吸引力。尽管反对者们一再声称，它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陈述，然而，历史哲学仍然是一门真正的学术探讨。“历史”一词的含义的两可性，为历史哲学造成了两个可能的领域：历史哲学因而就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如果说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有任何特殊关系的话，那就是他们同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的关系，即和整个历史过程的意义有关。而历史哲学的这一部分，“要么是形而上学的，要么是不存在的”。[ [英]W . H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历史意义的问题，将永远不会从历史哲学中消失。

四 历史与进步

福特（Henry Ford）有一名句名言：历史是“一连串的罪恶”（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如果历史竟有一段进步，那也不过是片刻的休闲（Historical time-off）。这正如叔本华说的“炽热火炭铺设的跑道上偶然一段清凉地带”。“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前进”仅仅是比喻。历史并不是真的向某处奔赴，也不可能达到明确的目标。我们寻找历史的模式，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思想习惯而已。在历史中，其实并没有秩序和进步。

然而，在西方，进步的历史观念一直是扯不断的线。伏尔泰曾强调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帕斯卡尔认为民族国家的历史一如个人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培根也认为近代是一个更为进步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同近代哲学史上经验论一致：知识在于积累。经验是老师。既然经验在不断积累，则人类不断进步。这源自洛克的“知识来自经验的积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相信人类的进步。他们坚信，社会幸福乃知识的产物。

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和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的进步观显然受到18世纪哲学的浸润。杜尔阁和孔多塞把进步的观念改造为历史哲学，当然，进步观念也来自基督教的线性史观和人类向天国迈进的看法。杜尔阁著有《论人类理性的持续进步》（1750）。孔多塞著有《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可臻完善论者”（渐变、量变、均变）与“千禧年派”（主张以突变式革命改造世界，强调质变）都奉行历史进步论。

杜尔阁出身于法国一官僚家庭。16岁读神学，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英文，后任巴黎大学名誉牧师。1750年他发表《人心连续进步的哲学观》，乃近代思想史上的名著。1751年他弃教从政。1750年，他在索邦大学发表一系列历史哲学文章，影响了孔多塞和孔德。1761年他任里摩日州长。1774年任总稽核人，1776年辞职。1766年他出版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杜尔阁的《论人类理性的持续进步》是近代名著。他的思想以“进步”为中心。他希望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研究来了解社会进化的过程。他深信，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积累，可以自行纠正人类的谬误，使人类发现真理。虽然各民族的社会环境不同，进步有迟速缓急，但从长远看，都在持续进步。人类之所以进步，乃因为人类有语言。语言是知识积累和传播的工具。他说：“人类创造语言文字符号，给人一种工具，使之能确定、保存其思想，并与他人沟通，使个人的知识宝库合成共同宝库。”他又说：“各种发明，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均是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发生，此系人类进步的阶梯。”[龙冠海、张承汉：《西洋社会思想史》，第230页，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出版。]

人类知识的积累造成社会的进步，然而各地进步速度不同，这取决于天赋和环境（战争、征服、教育等）的差别。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直线式，而是时断时续。这种进步是从尝试错误中得来的。人类越进步，愚昧越减少。历史是人类不断受教育的过程。人类知识发展积累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以神灵解释现象的阶段；二，以哲学解释现象的阶段；三，以物质机械作用解释现象的阶段。这与孔德的三阶段论颇相似。

由此可见，杜尔阁对人类发展采取乐观主义。在这方面，他受到经济学家魁奈的影响。魁奈相信，理性和教育的进步是必然的。杜尔阁认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不同，是不断进步的。自然界存在着一成不变的循环往复，人类社会则服从于进步的规律。在进步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启迪，风俗趋于淳朴。当然，人类有时会遭到灾难（如“非典”），然而人类仍一往无前地进步。每一次的变革都会带来益处。教育的成功，推动人类幸福。甚至个人野心也有利于大国的建立。贪欲会使人的思想丰富多彩。

孔多塞生于贵族之家。他15岁入耶稣会学校，生性孤僻。1762年他迁居巴黎，结识百科全书派学者杜尔阁、伏尔泰、达朗贝尔等人。1769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深信物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吉伦特派，“恐怖时期”被国民议会判死刑，但幸免。1793年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详细发挥杜尔阁的学说。孔德称他是“精神导师”。

孔多塞的政治倾向是“反历史主义”，即，反对寻觅故纸堆。随着法国革命的临近，随着抛弃现行政治统治的信念日增，他对历史的证据不感兴趣。相反，他对未来社会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将来进步会沿着三个方向发展：所有种族和国家将会如美、法一样，变得文明和进步。民主将使欧洲人成为黑人的兄长；种族间的剥削从而被消除。在一国之内，也将消除社会不平等。贸易自由、医疗保险、废除战争、消除贫困、普及教育、保障妇幼权利，将为一切人创造平等的机会。他认为，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积累的，因为社会管理的完善将会提高人类的智力、体力及道德。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千禧年式的“巨变”、“革命”。

“因而，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太阳在大地之上将只照耀着自由的人们，他们除了自己的理性而外就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主人；那时候暴君和奴隶、教士及其愚蠢而虚伪的工具，除了在历史之中和舞台之上而外就将不再存在；那时候除了惋惜他们的那些受难者和受骗者而外，除了由于恐惧他们的为所欲为而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有益的警惕而外，人们就将不再关怀它们；并且在理性的压力之下人们就学会了识别和扼止迷信和暴政的最初的萌芽，假如它们胆敢一旦卷土重来的话。”[ [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82页，三联书店1998年。]

他欢呼：“活到破晓之日，无比幸福；常葆青春，才是极乐世界！”

在相信社会进步方面，孔多塞的学生孔德更是有过之。他的“秩序”和“进步”原则来自孔多塞。孔多塞研究人的能力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他既注意秩序，也强调变化。人类的贡献就在于保证自然进步。不过，同傅立叶的千禧年派的乐观主义不同，孔多塞是谨慎的理性主义者。历史进步的唯一局限，就是我们在地球上的存续的寿限。

孔多塞相信，无论从推理方面，还是从事实方面，人类能力的改进和人类的完美都没有限度。这种完善性与地球同其久远。他对未来的发展极具信心。他服膺英国感觉主义洛克的学说，这是他的乐观主义基础。他深信国际间的不平等将会消失，国际争执将由国际会议（比如今日之联合国大会）解决。阶级的不平等将消失。个人的发展将达到至善的境界。

因此，他是社会进步乐观主义的信徒。近代主张社会进步的代表，有四位人物：布典、雨果、杜尔阁、孔多塞，尤以后二者为出色代表。主张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者，后来还有英国的戈德文、法国的圣西门和孔德，德国的康德、赫尔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对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期许，人们很快失望了。科学的进步对某些人毫无用处。科技还被用于战争。进步的观念后来也转变为沮丧——虽然进步主义并未退出舞台。

孔多塞对尚未出现而即将到来的社会的描述，表达了他对进步的憧憬。中国社会哲学之缺如，尤其对未来社会描述之缺如，表明华夏文化缺少革新意识与未来感。老子憧憬“小国寡民”，但那是往昔的迴光返照。孔多塞的乌托邦得益于知识的传播。这一学说的基础是爱尔维修和洛克的经验论。

孔多塞还表达了一种“永久和平”的世界主义理念：战争将被视为最大灾难和罪恶。“首先消失的是国家主权的篡权者为着自封的世袭权利而驱使人们去参加的那些战争”。征服者将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征服者是不自由的。“永久联盟”（那时的联合国——引者）是维护独立的唯一办法。“各民族人民之间战争，将会像谋杀一样被列入罪恶。”[ [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97页，三联书店1998年。]

孔多塞相信，承认人的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表明思想和写作自由、工业和贸易自由……已从哲学家的书桌上进到社会各阶级。他主张关心整个人类的利益，不分国度、种族和教派。他们尽管思辨不同，但形成联合一致的大军，反对一切种类的暴政。他们被一种普遍慈爱（博爱）所激发。他们向不正义宣战，那怕这不正义的是自己的祖国。

他又说：“如果说人们能够……预见到未来的事件，那么，为什么……追踪人类未来命运的史表，就是一桩虚无飘缈的事业呢？”既然驾驭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人类思想的和道德的能力与发展”，就不真确呢？[ [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第176页，三联书店1998年。]力图寻找社会的规律，建立一种社会历史哲学，是这一时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杜尔阁和孔多塞的学术，普及性大于创新性和深刻性。18世纪堪称“百科全书”式时代。经验主义深入到社会哲学中。人们从经验出发，对野蛮人的习俗，对制造业和机械工艺、贸易、金融、税务等进行考察。这一哲学在学术上是肤浅的。然而，这种哲学对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培养了对科学与进步的信任，点燃了希望与信心，捍卫了自由和光明的理想。

历史学家常常对历史中具体的个人、机构、时代和事件作出价值判断。但历史哲学家则对一般的历史进程作出判断。历史有时被认为是进步，有时被认为退步或堕落。前者即乐观主义的判断（盛行于19世纪），后者是悲观主义的态度（在古代常见）。黑格尔与马克思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而柏拉图则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此外，不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有人持循环论观点，比如维科、汤因比（他认为文明展现发展与衰亡的模式）。

但是，当试图把进步或衰退的观念运用到狭隘的范围和短暂时代以外的地方时，便出现了认识和评价的困难，既不真，也无用。如果这些判断要囊括未来，则情形更坏。从某些方面来看，在某些具体领域内，我们可以相信存在着进步，因为这是“事实”。但是，说到历史整体的倒退或进步，那这仅仅是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个人选择问题。